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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疫情报道中的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

2020-9-11 10:5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5| 评论: 0|原作者: 大唐名人网|来自: 网络整理

  □文│任媛媛

  来源:《中国出版》2020年第13期,转载时有删节。

  [摘 要]建设性新闻强调通过准确并富有吸引力的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其核心理念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所吸纳、借鉴。“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深刻阐释了建设性新闻中国范本的功能与行动方向。主流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以新闻采集的开放度、新闻加工的融合度与新闻扩散的交互程度进行了全生产流程的“建设性”实践。这些环节的改造与提升,是专业新闻对生存方式的探寻,更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媒体的担当。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 新闻生产 疫情报道 媒体融合

  2020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召开的创新研究会上提出了一个新词汇infodemic(信息疫情),[1]即 information(信息)与epidemic(流行病)的合并。在信息超载的情形下,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进而产生一系列影响健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社交媒体时代的技术赋能使得疫情报道呈现出复杂的多重面向:传播网络与社交网络重合下的谣言“蝙蝠”,民间舆论场的众声喧哗与情绪感染,传统媒体全程全息匡正视听的努力。主流媒体在信息疫情的“战场”面临着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挑战:具体到实践层面,专业新闻生产如何从理念到方式做出变化以提升“四力”?上升到社会责任层面,专业新闻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社会价值,将新闻业的合法性从单纯的呈现向着推动社会进步的维度转变?

  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或许为之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倡导者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强调通过准确并富有吸引力的报道促进问题的解决和冲突的化解。这一主旨与我国主流媒体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优化资源配置、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存在较多契合点,也与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相适应。与此同时,重构采编发网络、再造采编发流程,是媒体深度融合最需要突破的难点,也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必须攻克的“腊子口”。[2]本文将从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出发,明晰中国范式,观照主流媒体疫情报道在新闻采集、新闻加工与新闻扩散各个生产流程的“建设性”实践。这些环节的改造与提升,既是专业新闻对生存方式的探寻,也是其重建公众信任、参与社会建设的担当。

  一、“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与中国范式

  2008年,时任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经理的海格拉普(Haagerup)以“Konstruktive Nyheder”(Constructive News,建设性新闻)为标题撰写了一篇关于新闻报道标准的报纸专栏文章,首次明确使用了“建设性新闻”这一术语。此后,海格拉普转向学界,在奥尔胡斯大学创办了建设性新闻研究所,致力于建立适应智媒时代的新闻价值理念和评判标准。2014年其著作《建设性新闻:为什么消极性摧毁媒体与民主以及未来新闻如何改进》(Constructive News: Why Negativity Destroys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and How to Improve Journalism of Tomorrow)英文版出版,奠定了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另一位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戈尔登斯泰德(Gyldensted)同样拥有丹麦全国广播公司的工作背景,后赴美深造,开始将心理学研究方法和认知理念引入新闻创新研究中。2014年,她的博士研究生麦金泰尔(McIntyre)撰写了博士论文《建设性新闻:积极情绪与解困信息在新闻报道中的效果》(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2015年,戈尔登斯泰德出版了专著《从镜子到推动者: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五要素》(From Mirrors to Movers: Five Elemen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二者均提到了积极心理学为建设性新闻提供的学理依据。

  戈尔登斯泰德将 “建设性新闻”称为“伞式术语”(umbrella term),即涵盖或囊括多个要素的概念。她兼顾近年来投身于建设性新闻的各方人士所关注的不同焦点,包括方案新闻、解释性新闻、公民新闻和未来新闻等,于2016年提出建设性新闻报道的六大要素[3]:①方案性:报道问题时使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即使解决方案不一定有效,但对于受众而言,可以避免其在绝望中感到无助。[4]②面向未来:在新闻5W要素之后追问“现在怎样”(What Now)?强调记者不止关心当下,更通过询问未来的可能性为新闻增加新的维度。[5]③包容与多元:吸纳更多的声音与观点以改变传统新闻的两极化。④赋权于民:报道对象多元化,采访问题侧重于探求资源、达成协作、建立共同基础。⑤提供语境: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提供充足的背景,倡导舆论场的理性讨论。⑥协同创作:与公众互动协同创作新闻内容,实现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共识的维护。学界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并不单一,不同的推进者在术语表达上存在差异。然而这六个维度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概念统摄力,也因此取得了一定的共识。2018年戈尔登斯泰德将这六个面向提炼成“四个导向”,即公众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和行动导向,进一步夯实了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基础。

  建设性新闻所包含的题中之意并非新近出现的理念,和平新闻、解困新闻、公民新闻等在历史上都从不同面向强调过新闻报道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社会责任。这些理念开辟了公共传播时代新闻业务发展的新思路,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方式和以“冲突”为中心的核心内容,鼓励参与、提供对策、赋予希望、启迪人心,通过正向传播的“善”实现媒体的社会价值。

  “建设性新闻”的理念虽肇始于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然而其开放性的“伞形特征”(内涵宽泛,涵盖多个要素)决定其可以为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寻找最契合其公共福祉的“建设性价值”,也必然面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再语境化”的路径。“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坐标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内涵和发展模式,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滋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以社会责任和功能导向为目标的协同主义范式。”[6]以其为视角考察新闻生产流程的变化,必须从我国的新闻体制出发,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旨归,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国家意识形态,保障社会的最大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是社交媒体时代对主流媒体的一次大考,如何实现新闻真实、客观、公正、全面与正确舆论导向的统一,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的统一,舆论监督与正能量传播的统一,主流媒体在新闻采集、加工、扩散的全链条中做出了积极实践。

  二、新闻采集环节:问题驱动下的主动开放

  传统的新闻采集主要采用被动模式:一方面是受众或新闻线人的来信、来电、网上投送等,另一方面是记者所跑之“口”提供的线索或主动组织的采访活动。建设性新闻以问题为导向的报道框架决定其采集过程由被动收集转向主动开放,记者、编辑设置议程,吸纳更多元的声音以促进多方对话。

  1.问题导向

  社会发展永远都会面临各种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将促使社会向前发展一步。建设性新闻的问题导向倡导将报道中心转移至发现问题、设置议题,通过专题策划和采访报道,架起多方沟通的桥梁,提供解决之道,并最终促成议题的正向发展。围绕“抗击疫情”这一主题主线,靶向聚焦各个热点、焦点、难点,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破立并举,一方面开展富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另一方面推动工作的开展和问题的解决。

  截至2月17日,《人民日报》共推出疫情防控相关版面100多块,报道近900篇。这些报道开辟了《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报道》《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社区防控,我们在行动》等专栏专题,主要议题既有近期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热点关切,更有今后改革发展稳定的焦点关注。疫情防控进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后,农、工、外贸等多行业复工复产复业的报道议题给读者以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希望,着眼当下且立意深远。

  战“疫”当前,中央提出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坚定信心。一些地方工作中出现的短板、漏洞、弱项,影响防控大局,社会高度关注。人民网“人民网评”保持一天一篇重要评论的推出频率,其中《人民网评:疫情是考题,各级领导干部请答卷》《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等评论,使用了与纸媒具有区分度的话语形态,不仅以“问题”为突破口回应民众关切、纾解负面情绪、凝聚民心,更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积极建言。

  2.信源开放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8]“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9]建设性新闻主张消息来源的包容与多元,并力求引用信源的准确可靠。疫情报道中的主流媒体一方面拥有学术化专家团队的职业资源,另一方面赋权于公众,在参与式报道中获得来自公众的报道角度和内容。通过连接官方、专家与普通民众,记者在全面、公正记录的同时,营造出寻求共识的场域,倡导舆论场的理性讨论。

  健康传播中的精英话语具有权威性与专业性,对于遏制谣言、避免恐慌、切实防范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对来自各级卫健委、疾控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方消息的转述与解析是媒体权威报道的首要内容来源。此次疫情报道中学术化专家团队的消息源则成为报道专业性的保证。1月20日央视新闻《新闻1+1》栏目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2月13日由于检验标准调整,新增确诊数据大幅增加,央视新闻微博及时发布独家专访中央指导组专家童朝晖的视频;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推出“钟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兰娟提倡没毛病不要乱吃药”等短视频。与简单直接地呼吁民众行动不同,诉诸理性、注重数据并严谨论证的“重量级”专家团队,保证了新闻的客观、全面,有助于公众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

  此次疫情报道中,新闻源超出了记者通讯簿上记载的“朋友圈”,“普通人”特别是处于风暴中心的亲历者成为潜在、随机的新闻源。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受访对象,而是更主动地参与到内容生产的前端环节。《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布征文,约稿和投稿这些看起来貌似传统的对话方式重焕生机。《中国青年报》的《一位武汉妈妈的除夕日志:今年年夜饭有消毒水味道》,以人为本、记载鲜活细节,在提供多元视角的同时丰富了报道体裁,“为当前舆论融入了更多的暖色调”。[10]

  三、新闻加工:生产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融合

  媒体融合发展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机构、机制、人力、产品各个层面的融合催生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媒体新生态。其中“生产者”的融合体现了建设性新闻协同创新的理念,而融合产品作为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则深刻回应了建设性新闻为公众谋福祉的目标。

  1.生产者的融合

  建设性新闻主张吸纳公众的广泛参与,与公众共同创造内容,在各方协同中实现内容创新。然而,有效率的UGC必然在有序的组织下完成,而眼下最适合充当组织者的仍然是职业媒体人。专业化使用者生产内容(PUGC),即PGC+UGC,最初由音视频行业提出,其内涵可以扩展为将UGC纳入PGC的主导之下,将原本分散的UGC内容整合为系统性的新闻报道,UGC由此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

  在武汉,许多网友采用视频网络日志(Vlog)的方式创作“封城日记”。 央视新闻与武汉当地U站UP主“食贫道”合作制作《武汉观察Vlog》,在央视平台播报网友提供的实地素材。新华社在其全媒体平台设置《我的治愈日记》《来自武汉的声音日记》等专栏,Vlog、短视频的原创者是抗疫过程的亲历者、见证者,编辑按照主题关联性将不同渠道的碎片化信息予以整合,借助新闻的形式予以呈现,挖掘个体化信息的内在联系和深刻意义。

  网络空间中,匿名化的消息源和海量化的自媒体内容在打破社交圈层、地理位置和平台限制的同时,也再次引发了对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等新闻学基本概念的追问。趋利除弊的途径之一,也许是“专业-业余结合”的模式,即主流媒体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画出“最大同心圆”,从根本上提升专业新闻的统摄力。

  2.产品形态的融合

  由于长期的惯性使然,部分正面报道在选题立意与呈现方式上较为陈旧,受众参与度、分享率低,未能实现其正能量传播应有的效果。建设性新闻以积极报道促成问题解决与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最初起源于媒体应对内外危机的改革意愿,也必然落脚于具体的媒体自我建设。基于对“用户体验”的尊重,主流媒体在全媒体和多终端的传播平台上通过原创海报、微视频、慢直播等多种形式,融合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直播等手段进行多样化表达。

  2月20日,央视新闻原创制作了单张海报《保持住!》集纳了无新增确诊病例的省(区、市),微信阅读量超过90万次。2月24日,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条题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文章。这个包含着24个零的标题传递了24个省区市新增确诊病例为0的信息,让纯文字获得了视觉冲击力。

  微视频与慢直播这一“短”一“长”的视频形态因其直观具象的特性在此次疫情报道中表现得尤为抢眼。一方面,新闻发布会、专家解读等传统的长视频节目按照核心要点剪辑变短后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逐条发布进行“切片化传播”。为了批驳外媒“方舱医院是集中营”的不实报道,央视新闻整理了一系列方舱医院内的广场舞视频,以《竟然开始“斗舞”了,说方舱医院是“集中营”的外国黑媒傻了》为题在各平台播发,讲述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有效影响着国际舆论。另一方面,对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成为2020年年初的“最火直播”。人民网人民视频联合中国移动、央视频联合中国电信24小时不间断“直播造医院”,为“云监工”的网友提供强烈的“在场感”与“陪伴感”,热烈的评论区则赋予其“线上社交”的“参与感”,[11]主流媒体实现了融合产品的“沉浸传播”。

  四、新闻扩散环节:用户连接的多重渠道

  各种类型的“关系”,如用户与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用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等,既深刻地改变了当下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信息接收及交流方式,又无可逆转地影响着新闻生产的最终成效。新闻扩散的规模与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网络的规模。[12]

  1.传播方式社交化

  作为新闻生产链条的末端,新闻扩散在传统媒体时代一直有着相对固定的渠道。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第一场疫情”,以参与、对话和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交媒体,加入了新闻生产的竞争,在快速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带了误传、谣言、戏谑段子和完全诉诸感性的负面情绪。

  与过多的负面导向和冲突驱动的新闻相比,受众更需要的是具有正向价值观和建设性意义的报道。[13]在“抗疫”的信息战场,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体其内容生产没有缺位。与此同时,“酒香也怕巷子深”,借力各类社交媒体连接用户成为信息抵达的关键一步。基于短视频平台的流量优势,央视新闻联动“快手小铁”“快手看见”多个账号进行多链路直播。《人民日报》、央视等中央媒体制作发布的内容在微信、微博平台实时更新,随后高频次地出现在朋友圈和家庭群中,以“转发”和“分享”的形式实现了传播范围的几何级增长。

  2.线上线下交互化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报道框架隐含着媒体立足于公共生活的新闻理念。建设性新闻强调从关注现实到解决问题,从告知信息到参与对话,在实现自身公共价值的同时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理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也必然引发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深刻互动。

  处于“信息疫情”中的用户缺少的不是“泛化”信息,而是“黏性”信息。“黏性”信息或者具有实用性,或有深度性,或有人文性,对具体用户而言有所帮助、有所触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多次发布寻找与确诊患者同程人员的“紧急扩散”。人民网“人民好医生”移动客户端在疫情防控阶段成为信息和服务的双重平台,一方面发布权威信息、专业辟谣,另一方面开展物资援助与在线咨询。在该平台上,疫区群众的医疗、生活物资需求与公益援助信息对接,新冠肺炎求助者与医疗资源对接,普通公众与同程查询、发热咨询等信息对接。党心和民心在媒体救助平台同频共振,有获救治者表示“明年一定要订《人民日报》”。[15]

  作为站在行业船头的瞭望者,《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纸端设立专版《抗击疫情:新闻出版界在行动》,在网页显著位置设置系列头条《抗击疫情 我们在行动》,在微信公众号每日更新“共同抗疫”专题,在内容上打造疫情相关新闻生产的经验集纳。同时在线下发起驰援行动,为赴鄂采访和湖北省内从事疫情报道的一线采编人员提供防护物资,构筑疫情报道者的同心家园。

  五、结语

  在大众传播向公共传播演进的过程中,应当也亟须有新的新闻传播理论观照新现象、解释新问题、指导新实践。在国家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建设性新闻的生产实践在微观层面是主流媒体发挥主阵地、主力军、主渠道作用的业务探索。在宏观层面,“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16]疫情报道中的建设性新闻从人民健康、幸福的生活需要出发,一方面通过正能量传播凝聚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一方面寻求问题解决的“最大公倍数”。以此“推进器”“黏合剂”[17]因素为契机,作为社会治理系统子系统的新闻事业必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作为。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众智新闻’视阈下专业新闻生产的价值与变革研究”(18YJC860027)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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