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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先生的精神遗产——写在《叶秀山全集》出版之时

2020-6-18 10:5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 评论: 0|原作者: 大唐名人网|来自: 网络整理

  叶秀山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他学术思考的彻底性,他思考思想本身。他在哲学所工作了60年,从1956年到2016年,最后倒在了写字台上,那上面还有他当晚读柏格森时所记下的未完成的笔迹。

  60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他只思考思想本身,与其说这是毅力,不如说是对思想本身浓厚而持久的兴趣。没有兴趣的毅力不值得提倡,有思想兴趣的毅力是一种精神的奢侈,这种奢侈本身就是美的、高雅的品位,这就是叶秀山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思想特点

  这些精神遗产已经问世,201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秀山全集》12卷。叶先生60年的著述有以下的特点:

  虽然带有写作时代的烙印,但他的文字,始终朝向各个时期复杂而困难的学术前沿问题,德国古典哲学自不必说,这是他的思想大本营,但他的学术成就远不止此。20世纪80年代初,他出版了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这在国内是开创性的。更值得赞叹的,还在于他1988年出版的研究现象学的专著《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这是新时期国内现象学研究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着眼于海德格尔晚期思想。当时研究资料困乏,而现象学问题本身极其艰巨,叶先生看准了这个问题的前沿性,就已经预兆着他的成功,这是一部质量极高的著作,得益于他深厚的西方哲学基础,尤其在于他精通德国古典哲学,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学术转身,之后又有第二次重要转向:他从现象学研究中发现了当代法国哲学这块当代哲学绕不过去的“思想金矿”。

  从90年代初开始,他相继发表了以《意义世界的埋葬: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为标志的一系列相关领域的论文,福柯、列维纳斯……都是他关注的对象,他又是最早——我指的是他抓住关键人物和关键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想的深度。例如,他评述福柯的《这不是一支烟斗》所引发的艺术—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复杂学理问题,我曾就此向他请教,我说福柯此文很难理解,叶先生加重语气:“非常难!”但他写得清楚明白、得心应手。我琢磨为什么?得出的答案是,在于叶先生以上的研究路径:古希腊哲学是“大基础”,德国古典哲学是“基础”,这两大基础在理路上扫清了理解现象学的“路障”,而对于德国现象学理解的深度,又决定了研究法国当代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就像盖一座学术高楼,基础越稳固,高层的思想风景越是清晰美丽。

  叶秀山先生深知“哲学体系”的时代到黑格尔已经终结了,但在他那里,按照他自觉发现哲学前沿问题的思路,无形中发掘出不同的哲学新问题,他是沿着问题走的,问题思考到哪个领域,就是那个领域里的哲学问题。于是,他的学术兴趣,又转向宗教与科学。他敏锐地发现,按照旧眼光这“势不两立”的两个领域之间,有着微妙的互生关系,这已经是一种“打通”。到了晚年,叶先生以他深厚的西方哲学基础,审视中国古代思想,自然而然会与专门研究“中哲史”的学者眼光不同,方法论上的差异使得他在阅读同样文献时,能发现古人思想所隐含着的别的线索,从中建立起另一种“因为—所以”关系。

  由于以上,不难理解叶先生极善于抓住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之间相互批判的“问题转化与演变的历史”,他用独到的汉语表达方式,转化晦涩的西方哲学概念术语。他的论文《论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是他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他举重若轻,这篇万余字的文章逻辑线索非常严密,它对读者有很高的要求,只懂康德或海德格尔,都不行。

  叶先生是博览群书的学者,他嗜书如命,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叶先生是哲学家,因为如上所述,他善于打通不同哲学家、不同思想领域、不同时代的重大哲学问题之关系,他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

  书写特点

  叶先生的著述,除了以上的思想特点,有必要分析他的书写特点,也就是他的写作风格。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语言本身就已经在“沉默地”显露思想。我这里所谓风格问题,绝非只是修辞问题。当我们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时,我们不仅在表达一种通常人们都会认可的常识,而且在表达一种传统哲学认为理所当然的习惯看法。当我们质疑这种看法时,意味着哲学不仅用概念思维,而且要把概念还原为词语,这里的哲学变革意义在于:即使我们意向同一种观念的时候,用汉语(象形—表意文字)写哲学与西方语言(拼音文字)所传达的意思,是不同的。用学术语言说,语言载体在试图表达“含义”时并非透明的或直接的,因为要借助语言载体,而后者自身就在显露“意思”。换句话说,我这里加引号的“含义”其实是后者的“意思”,而在两者之间天然存在着差异。“表达什么”取决于“怎么表达”,汉字和拼音文字各是一种“怎么”,相互之间的鸿沟不可能完全填平。中国学者写“西方哲学”,已经在翻译,不可能是A=A的“同一性”翻译,而是创造性的(增加或减少原义)的书写过程,这是事实上的效果,与我们纯粹的理解初衷无关。

  叶先生独创了用汉语写哲学的个人风格:短句式,多引号,我们已经难以区分这是用汉语写“拼音文字”还是相反。由于他书写的是西方哲学思想,现成汉语词汇中缺乏“西哲”概念,这是中国学者表达“西哲”的最大困难之一,叶先生显然也遇到了这个无法绕过的表达困境,他的书写哲学的风格,就诞生于这种困境。他的写作“风格”并非出自他的刻意,而是他想清楚地用汉语表达“西哲”,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他的“引号”有多重作用:第一,同样的词用汉语说出来(例如“存在”),往往是日常经验意义上的。用引号,意味着“西哲”的同一个词语的“非经验用法”。第二,用“引号”隔离出哲学的思考方式,与其说这里是意犹未尽的思想在发散,不如说叶先生在这里试图精确、清楚地表达。第三,由于以上的原因,引号里的汉语字眼,哲学味儿更浓,它是对汉语的“哲学改造”。

  我们都在用汉语写“西哲”,叶先生的书写风格与我们不同,是由于他的精神天性(每个人都有,但各不相同),它是一种私密的思想自由,甚至在发端上处于瞬间的无语言状态,只要它落实到笔端,语言表达形式就会自发的带有个人的精神密码。只有独创精神的人,才有可能显露具有鲜明特点的个人写作风格,而平庸的思考者,往往不具有创造风格的能力。

  那么,也可以说,叶秀山先生的汉语哲学书写中,含有很多有待于我们破译的思想密码。就是说,除了字面意思,还有暗含的别的意思,它隐藏在12卷《叶秀山全集》之中,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作者:尚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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