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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拯救濒危的世界呐喊 ——有毒的话语

2020-3-25 10:3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98| 评论: 0|原作者: 大唐名人网|来自: 网络整理

  因世界充满有毒物质所引起的恐惧正日益加剧,这个问题正处于热烈讨论之中,并反复重申着。政治、科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伦理学是主要因素。然而,毒性这个词很少在演讲中提及: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话题,动力部分来源于后工业文明时期产生的恐慌,部分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思想和表达习惯。“有毒的话语”可以被定义为由于环境被污染引起的恐惧,而这种危险是由于人类不断使用化学物质导致的。现在,这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直到20世纪晚期,这种现象才很明显,普遍,并且证据充足。

  环境污染的话题没有从化学、医药学、社会和法律层面来处理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由于实用主义是促成公共讨论话题的重要因素。第二个相对忽视的原因是这种集体因素,正因为这个,环境问题受到了潜在因素的限制。在文学和修辞研究领域,环境问题的涉及源于生态批判运动,尤其致力于自然界的再恢复能力,尽管最近它涉及一系列的文本和职位,认为环境问题是地缘政治学、资本主义、科技或者其它因素的产物。

  一、有毒的标准

  虽然对于有毒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但它在近些年来有所加剧和扩展。拉夫运河事件、三哩岛事件、博帕尔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埃克森·瓦尔迪兹号事件:这种现代咒语,既指实际事件,又指后工业时代想象历史中的事件,这些事件确保被广岛和长崎激活的生态启示论会比冷战更长久。甚至世界上享有特权的地区也暴露出了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的症候——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的“贫困”状态,其特点是由于无能为力而使“焦虑产生团结”,甚至在科学的帮助下,计算人们被暴露在日常生活的生态危害中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时,这样的焦虑也在那些没有特权的人群中增加了,很少从事绿色实践主义。在美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拉夫运河事件辩论唤醒的大规模运动全面启动以来,抗毒运动改变了生态倡导的面貌,从相对较少的本地组织扩大到包括数千社会群体的国家网络。

  然而,由主流生态环保组织所倡导生态保护主义者的会议议程受到了财政支持,并且他们的组织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以男性为特色)配备了工作人员,今天越来越被人们称道的生态正义运动(在生态正义运动中,反对有毒倾倒的活动已经成为催化剂,成为中心)越来越多地被非精英人士领导,往往不是女人,包括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非传统的活动分子也不想与主流环保主义者保持紧密一致,而是喜欢不把他们贬低为鸟类的亲吻者和树木的拥抱者。在他们以前的生活中,记录了早期领导人的一个解释,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压倒性地领导了充满了私人的、迫在眉睫的担忧的私人生活。他们没有因为那些“政治”琐事而烦扰自己……他们没有人渴望被卷入其中。最多有人听到他们说不愿做那件事,出于一种责任感,因为有人不得不这样做。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幻灭和愤怒,都走向社会、企业和政府的激烈批评。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容易被记住的时期,生态正义的激进主义与传统环保主义搭建了桥梁。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颜色生态领袖峰会发出的1991年宣言的十七项观点中的最初两点是:(1)生态正义申明了地球母亲、生态团结和所有物种相互依存的神圣,以及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2)生态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建立在各国人民相互尊重和公正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或偏见。这些声明似乎在为这样一些事情的折中混合而努力:古代美国民主的民间宗教、60年代公民权利的保障、美洲土著人的精神性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伦理。但是,关于当代生态平民主义看起来最独特的是一些非精英分子的强调社区的激进主义,以及强调环保主义作为社会正义的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强调关爱自然本身。

  即使生态正义理论证明得到了大部分议员的认可,生态中毒的担忧,就像核恐惧一样,它可能至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好机会,尤其是考虑到未来高度曝光的对公共卫生有潜在严重后果的突发事件的确定性。在美国,通过媒介折射出的有毒的话语的图示象征力量,对加快推进固定法律法规的“剪刀效应”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法律法规是关于倾销和本地阻止新的废物站点在工业区“自动”移动,以减少废物的产生。当然,那些自动的移动之一是将工业移动到海上——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加工出口工厂、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血汗工厂、去非洲的垃圾舰队——加剧了全球生态不平等,似乎把世界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亨利·列斐伏尔所预言的现代化的最后时期:整个地球被“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土地——资本——劳动力)变成了一个主权分散的、分层次的空间。但是,转移证实了有毒的话语自身的效力(这是列斐伏尔对逃亡现代性进行辛辣分析所期望的),一种被其奢侈浪费所证实的效力,这已经尝试了它自己的超出“事实”的一种生活。有毒的话语总是无节制的,也总是被令人不安的事件强化了的。因此,它对国家领导人和公民的谈话,如果不是日常行为的话,具有渗透作用:例如,克林顿总统1996年8月接受提名演讲,宣布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可耻的真相:美国一千万年十二岁以下的儿童生活距离有毒废物堆三英里的地方。最近火爆的民意调查,像1995年肯普顿、博尔斯特和哈特利对西海岸人五个不同小组的横向调查(主张地球优先的人、塞拉俱乐部会员、干洗店员、下岗锯木厂工人、和随机抽样调查的加利福尼亚州人),对“健康环境对一个健康的经济是必要的”这样的命题,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在这个向一个更高的程度发展着的世界中,对人的生命和福祉迫在眉睫的威胁感,为全球在环境优先上的一致性,提供了一个比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更加令人信服的基础。虽然有毒的话语在召唤“穷人的环保主义”反对富人时可能会加剧社会分裂,并成为南部和北部国家之间、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争论的一个的焦点,但它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共同点:一个共同的词汇、一个共同的关注。正如文学评论家菲利普·费希尔在另一个语境中所评论的那样,虽然恐惧可以成为一种“道路,通过它互惠被折断”,但它可以产生一个“更深刻的互惠……,通过共同的恐惧、相互的恐惧。”

  在十九世纪末,在一个迷人的散文“微生物作为一个社会校平机”,赛勒斯·埃德森,一个富有社会主义同情心的内科医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疾病作为一个牢不可破的链把人类捆绑在一起”;牢不可破的传染病链将“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捆绑在一起”,这传染病是隔离也不能长久阻止的。埃德森从中吸取了人类必需相互合作和相互尊重教训。当细菌学解释疾病的起源还是一个新发现以及生态作为疾病的起因受到很大重视时,这在现代医学之前是有意义的。但是,埃德森没有足够严肃重视富人的自我绝缘倾向,以及种族主义者将移民视为替罪羊,将其他社会边缘的人们视为疾病的携带者,更不会重视制药革命,这种制药革命已经给那些可以购买到使用权的人带来了一种新级别的安全。同样,在二十一世纪之交,我们感知到的生态危机无疑会促使许多富裕的个人、社区和社会寻求安全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可以批判(或丢弃)那些受害者。但是,寻找避难所的前景问题,在这时可能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避难所在任何地方都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像普遍的生态话语之类要产生的话,有毒的话语一定会成为其关键要素之一。但是,更具体地说,什么是“有毒的话语”呢?

  二、对有毒话语的剖析

  实际上,有毒的话语是从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开始的。第一章介绍了有毒话语的几个界定的话题之一:觉醒的感知的休克。卡森讲了一个“美国核心地带的城镇”的“明天的寓言”,让人们意识到了一个无鸟、无花的春天。卡森总结说,“这个城镇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美国或世界其它地方很可能会有一千个极相似的城镇”,它们表明“一个冷酷的幽灵已经不知不觉地向我们袭来,这种想象的悲剧可能很容易会成为一个我们都将知道的朴实的现实”。然后,她开始控告滴滴涕和化学杀虫剂。

  拉夫运河事件的媒体报道,是美国“有毒社区”后卡森时代的第一个被广泛宣传的案例,利用了社区毁坏的类似图片,展示了“似乎表示‘常态’的图形。”这些图像呼应了居民的生活叙事。洛伊斯·吉布斯,成为了社区最杰出的积极分子,她坚持认为她在1972年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拉夫运河也在那里。其他的“污染社区”的研究报道了相似的画面:面对惊恐意识觉醒到,那里没有保护环境的措施,让人感到很委屈和不公平。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可能的反映:愤怒、默许、无力、不相信、绝望。

  这些文档提出了那些不能解决的关于鸡和蛋什么生什么的问题。拉夫运河事件的媒体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吉布斯的自传呢?还是居民的证词影响了媒体报道呢?两者在多大程度上都被《寂静的春天》及其余波影响了呢?无论人们的是什么,卡森、吉布斯和其他人的证词都清晰地显示了旧的思维方式。当代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卫生学家”暴露了像凯瑟琳·比彻的《挨饿和中毒的美国人民》明确赞同的霍桑所表明的观点:我们舒适温暖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堡垒弥漫着有毒致命的气体。

  之后,卡森和她的民粹主义继任者,复活了一种背叛伊甸园的长期存在的神话艺术,其中美国人的命运被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有力的是利奥·马克思在他的《花园中的机器》中的讨论。对马克思来说,传统的主流美国文化显示着一种天真的思想矛盾,它可以减轻早期关于技术经济发展的焦虑。面对技术经济进步,国家政策总是在支持那些认为自然美景是取之不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天真的想法受到了少数有独立思想的富创造力的思想家像梭罗和梅尔维尔的批判,他们认识到了积极拥护技术和美国田园风景文化习俗中的柯里尔与艾维斯身份认同之间的固有矛盾。卓越的思想家马克思称为“简单的田园”,而觉醒的知识分子的逆向视觉称之为“复杂的田园”。因此,发现当代有毒话语复述从“简单的田园”到“复杂的田园”猛然觉醒的叙事并不意外和突然。

  将生态平民主义抗议和田园价值观相联系,人们可能就会使分类模糊不清,因为田园情绪的最明显的生态环保主义者的遗产——在梭罗·缪尔传统中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精英生态环保组织的经营理念,与此相竞争的又是生态正义的激进主义。不仅后者有不同的人口结构,而且在核心价值观方面也有所不同,因为它是更明确地以人类为中心的,更注重于人口密集地区而不是开放的空间,更注重于社区改善而不是身处大自然的经历。然而这两个派别共同坚信,生物环境应该比现在更原始和纯朴,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养育灵魂的栖息地。因此有毒话语寻求精神支持就有意义了。它对田园理想重新聚焦并使其民主化:一个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和愉快的整洁的环境的培养空间,它应该是一个人的权利。

  从绿色绿洲的幻觉中的觉醒伴随着或沉淀着无躲避有毒渗透的避难所的世界的叠加图像。这是小说《寂静的春天》所传播的第二个惯用语句。卡森坚持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现在每一个人从在胎儿时期直到死亡都在遭受与化学品接触的危害。社区、人群和最后被神秘的有毒网络所污染的整个地球的景象反复被生态正义激进主义分子所调用。在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社区的哪一部分本身是一个孤岛,当它们当中任何一部分受益或者受损害时,全体居民都受影响。”

  正如田园诗的背叛的言辞一样,有毒的传播的言辞不是起源于卡森,也没有局限于生态正义运动。它遍布在流行文化作品中。正如卡森的诊断那样,这些作品的动力来自于冷战时期的核恐惧。就在《寂静的春天》发表前,支持卡森发起限制使用化学杀虫剂运动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警告美国民众,“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必须考虑到有那么一天,这个星球可能不再适合居住。”卡森明确地表达了对杀虫剂产业品牌化的焦虑,称其为“二战的儿童”,并把杀虫剂的后果比喻为大屠杀:武器、杀戮、大量的受害者、灭绝、尸体、大屠杀、征服。但在冷战时期和核时代为全球有毒言辞的起源定位的理论,并不能解释它的长期存在和复杂性。马尔萨斯担心全世界的资源因被过度开采而毁灭不是“新的范例”。这在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思想中已经被称为是一个长期的传统。

  与哈彻联盟建设的成功同样重要的是他提出的统一公共敌意的战略,即通过把生态改革和社会正义联合起来反对“共同贪婪这一共同的敌人”。这是有毒话语的第三大主要组成部分:道德热情镶铸了一个戴维对抗哥利亚巨人的情节。这个主题在美国生态思想中有双重起源。规范的起点是约翰·缪尔和吉福德·平肖之间展开的斗争,原因是为了一个问题的西奥多·罗斯福精神,这个问题是是否保留赫奇峡谷作为约塞米特蒂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允许山谷筑坝来为旧金山市区供水。哈彻通过宣布所有的加里社区是共同的受害者来编织了这些问题。

  卡森在全球层面也是如此。在一篇纪念性的散文中,生态正义激进主义分子维克多·路易斯称赞她暴露了“公司权力与化学昆虫控制的疯狂爱情”和她“谴责父权制暴行的”典型的女权主义。这就是说,承认卡森控告军事和政府机构以及为了追求不起作用的根除项目和为了不计后果或不顾已知风险的警告而散布毒物的化工企业。然而,卡森本人的愤怒不是针对特定的组织和官员,而是针对根深蒂固的不听话。

  通过面对一个单一的对手而不限制自己来使恶言谩骂获得力量。它因为我们像化学制品消费者那样静默和复杂而没有赦免我们,而是认真地保存了一个将我们与他们二分的方式——甚至像《寂静的春天》表明:普通市民是军事、企业和政府傲慢的受害者(反对派总是带有雄性特征)。在指责言论中的这种普遍化转向几乎与控告本身一样重要。即使路易斯,他希望卡森已经敦促“社会与生态正义之间,以及公民与生态权利之间的联系”,他指的是“我们猖獗地滥用农药”。毕竟,生态正义活动家在觉醒以后,他们不再是漫不经心或无知,不再看上去有一种外在的邪恶。在许多情况下,将“生态种族主义”称为是罪魁祸首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代理,不仅更准确,而且也更有效。

  在这两种情况下,霸权的压迫的威胁是有毒的话语的关键。作为回应,生态正义运动促进了对当地自我认同、受害者和基层抵抗的一种自觉的、见多识广的感觉,这些都在“社区”或“居民区”图像中概述出来了,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了“有害工业入侵和外部渗透”。这些条款意味着那些人口群体,对被有毒威胁破坏了的地方认同和社会认同有一种共同的认同感。然而,整体定居图像是相当灵活的。它可以扩展,不仅包括在历史上自我认同的实体。由于有毒的话语关注特定的情况,所以它容易剪辑拼贴为哥特式。正如尤金·比曼和达纳·谢瑞尔那样,当受害者至少在理论上从来没有选择的时候,哥特化就变得很耸人听闻了。

  当代的有毒话语继承了这一模糊不清的遗产。卡森动不动就依赖于科学的权威。但是在《寂静的春天》里,表达作者和读者与描述的场景之间的关系的术语发生了改变。如果没有实际的有毒地狱的公民的话,双方目前都是可能的。此外,在当代有毒的话语中,受害者被允许颠倒角色和索赔权力。生态正义期刊包含着大量的草根宣誓书,它们来自社区代表,伴有积极分子调查人员和学者顾问的确凿的证据。业内人士的宣誓书使维吉尔哥特式中的那些时刻成为中心,那时——在地狱本身的精神中——受害者通过变成向导的指南而简略地实现了代理。

  总共这四个相互关联的结构部分,在它们的文化根植性和当代转换中,尽管承认种族、性别和阶级这样一些社会差异标志决定着什么团体会受到什么程度的风险,但促进了毒性文化的统一。卡森被生态正义运动作为先驱、先知和鼻祖而采用是一个范本:热情关注所有受害者的威胁,而这些有毒的受害者来自每个住所和社会生态。

  三、毒性、风险和文学想象

  为了理解这部创造性的和批判性的生态描述的著作,让我们考虑一些关于维吉尔旅游的更广泛的含义。显然,一种含义是有毒的话语需要一种想象物理环境的方式,这种方式将社会建构主义与生态修复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想象行为有能力将我们与“生态整体主义”(重新)联系起来。迄今为止,与“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批评通常宠爱的模型相反,有毒的话语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整体论的可用性是荒唐的和会造成不和的。然而,它同时承认修辞的感染力和对净化的物理环境的理想中的人类和行星福利的益处,这种净化的物理环境是其最终目的,因此承认物理环境对意识形态工艺制品或社会经济对等物是没有还原能力的。它的动力不但可以加强去浪漫化,而且强烈要求阐述“自然”这一有效范畴。

  一方面,客观自然界的文化重要性,真实自然本身的本质,不再是仅仅定位于所承诺的过去、现在或将来的避难所,而是作为与人类相互依存者,来应对人类遇到的现在逃避不掉的自然的事实——不是原生的而是受影响的“第二”(即被改良了的)自然或者(用德里克·贾曼的短语)“现代自然”。

  另一方面,“自然”和“生态”话语的边界现在变得比以前设想的更有弹性的多。正如亚历山大·威尔逊已经观察到的那样,那种流行的北美定居文化,“城市和乡村的意识形态,作为分立的和独有的土地形式,已经是毁灭性的”,因为已经意识到两个领域的生态状态和潜力的枯竭。这些陈规约束着人们把乡村视为一个生产场所和城市需要更大的生态自给自足。

  标准流派区别的这种模糊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当代自然写作的著作中更加显著的了,这种自然写作的著作产生于有毒焦虑的压力之下,如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斯的《避难所》(1991)。《避难所》展现了双重情节:一是在大盐湖由于地势上升美国犹他州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已经濒危,一是威廉姆斯的家庭妇女致残的癌症可能是由于顺风的放射性尘埃,来源是十年在内华达丝兰平原的地上核试验。威廉姆斯像她之前的卡森一样,认识到当相互依赖开始使实际污染社区的受害者震惊觉醒,影响到对那些最烦恼的事情开始觉醒的阅读听众时,人类社会和物质环境都一定获利,而对这些受害者来说,“环境对他们理解生活比以前变得更重要得多”,反过来,这又会“破坏[他们]相信[人类]统治地球,这是西方文明观的特点。”

  我们更早地注意到了道德情节剧对有毒的话语的重要性,以及那些累加的言辞,用这些言辞提出生态中毒的索赔。正如玛莎·努斯鲍姆对狄更斯的《艰难岁月》所写的那样,阅读它,就会感觉到“是由作为一种特定法官的小说构成的”。虽然它依赖于生态中毒的忧虑,因为它经常有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它是一个指控或者暗讽的话语,而不是有证据的话语。它的道德主义和强度反映了它的认识,即情况尚未被证实,但至少达到了必要部门的满意度。在二十年的生态民粹主义期间,“几乎每一个风险存在的断言,几乎每一个有原因的属性,都一直在积极抗辩”。受现有的研究基地的限制,要实证疾病的生态原因是出了名的难的,更不用说可能的因果关系多种多样了。如果“没有系统可以通过与其环境的确切关系来维持它自身,即能够召集足够的“必要的多样性”与环境相匹配,那么情况更加令人担忧。”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对抗毒宣传的偏执,似乎成为必要的追索权,通过这种专业知识文化,学院成为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传播。维系导致不确定性的重复后果的严格程序的文化,被指控逃避了一些做除了对问题的重要审讯之外的其它事情的义务。一个专制主义者的对抗话语,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为正式风险分析所包含的焦虑准备的一个必要的出口。

  《白噪声》的有毒事件的设计,主要是作为一种后现代的不真实的象征,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也是苏珊桑塔格曾经在另一种环境下提出的问题:有将苦难转化为隐喻的本质的问题吗?我的比喻没有考虑其他人的痛苦,也使其他人的痛苦不真实。由于几个原因,我想不应该走得那么远。

  第一,小说坚持用引号来引用这个“事件”,并认为格拉德尼对它的回应很肤浅,对我们的质疑有他们自己的针对性。困惑的超然、无聊、不负责任、关于这件事情的不现实的感觉——这些都是对热烈地、明确地参与我们读过的大多数文本的不可预测的反应。例如,一个环保积极分子把它们看作是无论多么地令人厌倦。他们明白这个事件会有多么辛苦,除非有人提前将他自己或者他的社区作为中毒受害者的主要候补者。相对有特权的人会持久地、聚精会神地掌握它的可能性——无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格拉德尼的注意力的持续时间,还是小说的注意力的持续时间,还是两者都是。有一种文化逻辑的“本能的”反应,即它不会在这里发生,并且也有一种文化逻辑,把有毒的话语作为偏执狂或者陈腐进行讽刺性模仿地规避。第二,对隐喻附属地位的贬谪是值得重视的事情。“事件”一旦被进行了想象,它就不能被完全收缩回去了,就会作为一种(文学)记录的“重要事情”而存在。有重要理由相信,即使“死亡的”隐喻(例如,“一种书本印刷的情况”)也会改变或者至少加强文化价值观。第三,在这个实例中的隐喻化,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是来自生态无意识的部分出现的代表,而不是压制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毒性才开始作为一个展示神话般的普通美国人的个人现实来维护它自己。拉夫运河和超级基金只有几年的时间。一个中产阶级小说家将不得不应对,在有毒事件的头条新闻与看起来似乎可以预测的美国中产阶级城镇和郊区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嵌入式的距离感。

  废物的隐喻化是一个建设性的并行的事例。对华莱士·史蒂文斯来说,一个垃圾场是一个纯粹的象征性的住所,它仅仅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意象的存储库。一代人之后,托马斯·品钦将废物作为了另一种象征物:颠覆特里斯特罗的象征物。德里罗,在他庞大的虚构的冷战时代的回忆录《黑夜传说》中,将更多的物质上的废物视为文字垃圾和当作跨国产业,但在写实主义和将现代文明作为碎屑的垃圾意象之间徘徊。即使对一个有明确的环保信念的创造性的作家来说,也仍然大力推动着回收废物的隐喻,就像在A. R. 安蒙斯的1993年全国图书获奖诗歌《垃圾》中那样。“垃圾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发言人坚称: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垃圾就是圣歌”,一个时代的象征物:有多种意义的象征,将史蒂文斯的陈腐创意的老旧隐喻隐含在其他事情中。标题意象仍然对审美剧本尽可能地保持着一种与社会环境的所指对象一样的刺激。

  然而,安蒙斯意识到了垃圾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地球的损伤,意识到了在重要性的极端状态下的人体:身体即将成为垃圾。在这个过程中,这首诗表情冷漠地讽刺了它自己的围观者状态(我对垃圾堆的事情不了解多少: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攀爬垃圾堆);它通过坚持垃圾的重新利用将史蒂文斯的比喻修辞“生态化”了(诗歌“到了死人坑/和对冷却油的陈腐认识和言语以及/提到了费力地到达它陈述的粘稠的烂泥/带着光和带有闪亮音节的字符串”)。这庄严又诙谐的变形现象与环境的伤心故事相互交替(“没有目的的诗歌!所有这些垃圾!所有这些话:我们可以代替我们的大山用/垃圾:过滤可能是我们的小溪流出/从腐化的底部”)。这首诗从作为可回收的垃圾意象与可耻废物的垃圾之间茫然愤怒的不断摆动中积聚了它的能量,积聚了通过承认人类不可挽回的生物状态而引发和表明的放肆的言行。

  与此同时,证据积累的是关于作为广泛共享的文化自我认同范例的毒性的出现,和关于作为日益普遍的刺激物的有毒话语:也是这样的证据,即关于普通市民担忧生态恶化的证言的修辞可以影响公共政策,尤其是当媒体关注的时候。与立法和监管机构在经济上和程序上的保守主义以及他们对通过既得利益游说的敏感性相反,更多的个人和社区开发了一些生态人类学家所称的“灾难亚文化”(凭借的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礼仪通过回忆和/或预期生态灾难而形成)。它会越来越可能成为第二自然,即每个人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生态想象。这每个人不是作为孤独的逃亡者,而是作为一些集体,他们除了承认他们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必须相互依存之外,别无选择。

  在人类的集体感觉可以通过第一人称沉思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情况下,像《避难所》和《垃圾》这样的著作也想象到了“灾难亚文化”的存在——威廉姆斯的女权主义生存主义者《单排扣妇女家族》与安蒙斯的文化几瞥,都一致承认垃圾危机。正如安蒙斯冷漠地指出的那样,尽管有毒化可以为社区提供一个文化标准,甚至为全球,但对它进行想象的行为,虽然无论它会激发关于回收和社会互惠等什么一厢情愿的想法,都将主要会加强废除它的渴望。我们现在就转向那可能怎样做的想象。

  本文摘自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的《为濒危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文学、文化和环境》(岳友熙 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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