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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那只肾,看见恐惧与自信

2018-7-21 10:0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07| 评论: 0

  作者:黑择明

  最近,某名编剧吐槽当下影视业,在社交网络小火了一下。其中有一大段是涉及所谓“小鲜肉”的,他的态度是鲜明的,甚至上升到了“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问题”:

  在审美上我觉得先进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强力的国家,它一定是有很强的雄性意识,它的男演员很重要,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我们国家的主要男演员、最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这会对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造成威胁。……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陆国家,我们不是那些岛国。美国永远是汤姆·汉克斯、达斯汀·霍夫曼,包括像小罗伯特·唐尼这样的雄性意识很强的,这才是年轻人的偶像。

  “上纲上线”了吧?

  将“不男不女”和“雄性意识”二元对立隐隐散发着一股冰河世纪的气息。而且逻辑也有问题,很多优秀男演员都有过“小鲜肉”时期,比如阿兰·德龙、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包括编剧指认的“雄性”楷模小罗伯特·唐尼,太多了。看看他们“颜值巅峰”的画面,真是一朵鲜花鲜又鲜,但是人家后来依然拿出了很多像样的作品。不过,编剧的焦虑道出了一个实情,那就是咱们的大银幕上已经很久没有“大男人”(“大男主”)的形象了。更“正确”地说,不仅没有“大男人”,也没有“大女人”(或“大女主”),并且国内业界对此理解好像有点问题。总体说来,国产“大女主剧”就是将人生智慧等同于在阴冷后宫互相算计,这真的很下流。

  狂放与冒犯

  无论是“大男人”还是“大女人”,首先都是个“大人”,这其实就是一种象征秩序。越是“欧美强力国家”,越是需要父权象征秩序的稳定,尤其是大众图像,比如漫威大电影的种种人设。通常这些人设有着突出的男性强悍魅力,是能出来“扛事儿”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是一个“代父”的形象(有时候是超越人类之上的生父,比如马龙·白兰度和拉塞尔·克罗在两个年代不同版本《超人》中的形象)。

  “岛国”主流电影中,“大男人”经历了从三船敏郎、胜新太郎、仲代达矢、高仓健等硬汉明星向如今的渡边谦、阿部宽、浅野忠信的进化。作为象征符号的父亲虽然外表依旧“阳刚”,但是已经不再强硬,逐渐变得柔软并尝试与子辈和解(比如是枝裕和的电影),反而“半岛国”电影中的男性日趋暴戾,其杀人逻辑和人设正不断成为中国年轻导演“致敬”的对象。

  由于文化差异,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气质强悍的男演员算是稀缺资源。作为演员的姜文从长相到气质都和法国老牌演员让·迦本有些类似,他们都是不算高大却自带男性魅力、气场两米八的那种演员。他们的气质都属于亦正亦邪,却整体上能给人一种“敞亮”的感觉;他们戏路跨度都很大,能演底层,也能演贵族。在表演方面他们都喜欢挑战自我(据说姜文曾自荐演程蝶衣)。即便他们演的是一种复杂的“坏蛋”,观众依然能感到一种“带劲儿”的感觉。还记得姜文演的那个李莲英吗?而且,姜文和迦本都会在片场指挥导演,而通常他们的越位都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看,揶揄姜文是“中国最后一头雄性白鳍豚”可以当作一种赞美,然而姜文并不甘于只做演员,他要做自己电影的掌控者,这个问题就复杂起来了。

  一个典型的批评是,姜文电影“走肾”。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向度理解,一个是批评其作品没有逻辑,乱喷荷尔蒙;一个是表扬他的电影为国产电影注入了荷尔蒙或男性力度。毕竟,中国的文化土壤难得产出这种气质的人物。姜文有多“狂”,有多“放”,就会引发多少等量的冒犯与刺激,围绕他的争论也往往溢出电影本身,有时候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但越是这样,所激起的荷尔蒙飞溅就越激扬。

  到了《邪不压正》,这种争论越发两极化。

  衰退或迁移

  《邪不压正》和姜文之前的电影作品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邪不压正》这个名字和小说原著《侠隐》比起来是句大白话。小说《侠隐》本身,还真是更适合文气十足的胡金铨去执导。“邪不压正”更倾向于一种价值观判断,但姜文电影中却没有西部片式的英雄。唐雨林杀了李东方后自杀;张麻子站着把钱给挣了,好像赢了,其实最后是输了;马走日最后生死未卜;蓝青峰“布局布了二十年,最后突然就穷途末路了”,还被打得满地找牙。这些“走肾”的“大男人”都不“成功”。这也正是姜文电影区别于工业流水线产品的魅力:你用庸常的电影逻辑去批判他,注定行不通,在他的世界里他是当仁不让的男一号,用类似“站着把钱挣了”这样的大旗,确定自己的江湖地位。当然关于这个也有多重的解读,不过,在这个“大男主”的世界里他无疑具有控制力:人格魅力、艺术想象力、感染力,都是可控的。

  到了《邪不压正》,他悄然化身为“教父”的身份了,他不再流连花丛,也不比试拳脚,而是不成功地使用了纵横术,是荷尔蒙的衰弱和减退?

  更令人遗憾的是,姜文电影中本来最迷人的那种艺术家的喷薄,在此片中也呈衰退之势。影评人往往喜欢谈论姜文电影与各种杰作,尤其是美国电影的“互文性”。《邪不压正》也未能幸免,它的确有对科波拉和昆汀的“致敬”。然而这并不算是什么优点,《太阳照常升起》《一步之遥》同样也“致敬”了昆汀和科波拉。姜文电影最迷人且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善于展现对生命的觉知。姜文电影中的各种“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正是“鲜花炸弹”,就是用来炸开我们的“觉知”的。当然,是否有效,因人而异。作为电影导演的宗萨仁波切如是评价姜文:“我非常非常喜欢《太阳照常升起》,让人赞叹,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就是特别吸引人,看完后这个电影还萦绕在脑子里。这个影片把世界显得很大,我显得很小。”这种觉知,恰恰是通过他自己的电影语言,而不是借鉴别人的语法来完成的。这种觉知,通常都发生在他被指认为“魔幻”“嚣张”“恣意”的镜头中。在《邪不压正》里,这些时刻却极少出现。

  当李天然在阳光下,老北平青灰色的屋顶上近乎裸体地奔跑,响起帕瓦罗蒂演唱的《偷洒一滴泪》的时候,仿佛找到了那么些姜文的感觉,但是旋即又消失。是“英雄迟暮”,还是“烈士暮年”?抑或是创作重心发生了迁移?

  恐惧或自信

  据说,《邪不压正》是从四个多小时的版本剪成如今这样的。佩服导演剪辑功力之余,也时时感到和他以往作品一样,将引发种种“过度阐释”;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电影文本,本来也应该给人提供无限可能的阐释空间。在这里需要重点提一下《邪不压正》开头的那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肾。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肾。它是被尊为“国学大师”的梁启超被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协和医院院长亲自主刀、割错的健康的肾,有病的那只被遗留在国学大师的体内。这个事件引发了一场先是关于西医和中医,继而上升到国学与西学、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大讨论。鲁迅、徐志摩、陈西滢,包括梁启超本人都卷入到这场论战中。学医出身的鲁迅反唇相讥:“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

  放在当下,这场大战只怕会更热闹罢。

  彭于晏演的这个李天然活脱脱一个行走的肾。紧致、贲张,动不动肾上腺素就飙升。演员本身演技确实待提高,但这也是美国大男孩的设定决定的。这种设定本身有很大的Bug:李天然出国时已经13岁了,竟然回来时仿佛一个吃美国牛排长大的ABC,关于中国的基本观念、认知,包括北京口音,怎么可能不留下一丝痕迹?要说单纯为了展示他的肾好,恐怕说不通。

  小说《侠隐》中的李天然是复仇者,为此,他必须有勇有谋,隐起自己。姜文电影里的李天然更像是在“寻父”。他虽然是孤儿,可是不缺“爸爸”,有美国爸爸(马大夫),有中国爸爸(师父和蓝青峰),日本人和汉奸杀死了中国爸爸,另一个中国爸爸又杀掉了美国爸爸……他对女人的喜好,也接近于恋母。他的身体鼓满荷尔蒙,精神上却没有断乳,他的行为也处处证明了这一点。直到完成了对张将军(虚构的,原型为抗日英雄张自忠)的护送,被揍肿了的蓝青峰对他说,“你该去找自己的儿子了”的时候,他方才如同醍醐灌顶,进入了“大男人”的象征秩序。

  进入这个象征秩序,“肾好”当然是要紧的,更何况,它还牵涉了鲁迅式的另一个老问题: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部电影以卢沟桥事变为时代背景,难免涉及对抗战、对日寇,甚至对今天“精日”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拍过《鬼子来了》的姜文其实不用“自证”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高于一些所谓文人导演,不自我感动,不精神胜利法,什么“青楼女子自我献身”。去美化这一套的男人,是男人吗?而更糟糕的“抗日神剧”之所以绵绵不绝,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这段民族创伤记忆并没有被好好讲述。在“手撕鬼子”的荒诞下,隐藏着的正是深深的恐惧。《邪不压正》正是一个关于“克服恐惧”的故事,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男孩的成长寓言。

  这部影片中最正面的一个形象,“大女人”关巧红,同样也需要克服恐惧。这个形象是以民国侠女施剑翘为原型的。孙传芳将她的养父枭首示众,不得安葬,施剑翘立誓为父报仇,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包括通过西医手术放开了缠着的小脚,电影中亦有表现),最终孤身刺杀了孙传芳。这种安提戈涅式的行动力,也为姜文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增添了力度。通过最宠溺的角色来讲这个关于恐惧与自信的故事,谁又能说不是一个寓言呢?(黑择明)

[责任编辑:崔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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