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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无效引投资人“烦恼” 政信业务亟待“升级”

2018-5-19 08:0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29| 评论: 0

  “承诺函”无效引投资人“烦恼”政信业务亟待“升级”

  本报见习记者闫晶滢

  近日,财政部表态“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府兜底幻觉”,地方省级政府纷纷表示“谁使用、谁偿还”、“绝不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加上部分政信项目出现逾期消息,信托公司因违规接受地方政府担保而受到处罚的消息不断刷屏,以“承诺函”作为信用背书的信托计划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接触了多位政信信托的投资人,他们普遍表现出对所投资项目安全性的忧虑。“‘承诺函’现在都没有用了,相当于废纸一张,那我之前买的(政信)项目怎么办?还能正常兑付吗?”在某信托交流微信群中,部分“后知后觉”的投资者反复刷屏,表达自己内心的焦虑之情。

  而同样焦虑的还有信托经理们,失去了“承诺函”的政信信托正面临产销两难,政信信托谋取转型破局势在必行。

  政信信托的各方“烦恼”

  “‘承诺函’现在都没有用了,相当于废纸一张,那我之前买的(政信)项目怎么办?还能正常兑付吗?”在某信托交流微信群中,部分投资者反复刷屏,表达自己内心的焦虑。

  本报记者发现,近期,部分地方政府因违规担保受到处罚,部分信托机构也因违规接受地方政府担保而受到处罚,所谓的地方政府“承诺函”不合规成为很多政信信托项目投资人关注的焦点,“后知后觉”的投资人们开始对自己所投资信托项目的安全性表现出集体性忧虑。

  之所以称“后知后觉”,是因为早在2014年“43号文”之后,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规范力度就已持续加大。仅2017年以来,财政部就曾出台“50号文”、“87号文”等多个文件,着重强调地方政府违规担保、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等问题。出具政府承诺函承诺保本付息、出具人大决议将债务纳入政府预算、承诺回购信托股权等行为,均属于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或违规担保。

  而就投资者在微信群内晒出的多张照片显示,其购买的信托/资管计划多发行于2016年,相关政府函件也出具于2016年,涉及湖南、贵州等多个省份。其中,既有函件直接命名为“《关于请求提供信托融资支持的函》”,并称“承诺事宜已报县人大常委会批准”,亦有承诺函中明确表示“如融资款未按期获足额清偿,相应责任由我县承担”。

  尽管不少投资人知晓所谓的地方政府“承诺函”并不合规,但有投资人仍视“承诺函”为政信项目中最重要的风控手段。某投资者称“有了承诺函就没啥可怕的,不信地方政府不要脸面”。

  存续项目令投资者担忧,新增项目却让销售人员犯愁。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一方面政信信托规模已不如从前,“好”项目难寻。另一方面,失去了地方函件“保驾护航”之后,政信项目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某信托销售人士表示,近期其对部分政信项目的销售成了“老大难”:

  “以前业内不少第三方推介的时候往往把‘承诺函’、‘安慰函’放在推介材料首位,这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思维误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出具文件,政信项目就不可靠。”该销售人员表示,其实政信项目合规的风控措施有很多,如土地抵押、相关公司出具的担保及联合担保、应收账款质押、项目公司股权质押等等,但往往无法如“承诺函”一般得到投资者的认同。

  另外,据《证券日报》记者观察,部分信托项目在销售人员的宣传中,仍被冠以“**信托-政信项目-ZF决议和政府回购协议”的名目进行推介。记者虽未获得具体推介文件,但如若的确存在相关政府文件,则无异于顶风作案,否则,可能涉及虚假宣传、违规推介等问题。

  政信产品挑战与机遇并存

  事实上,政信信托也曾有过辉煌时期。据业内人士介绍,2012-2013年,政信类信托实现爆发式增长。而在2014年“43号文”出台之后,要求地方政府剥离融资功能,不再新增地方融资,政信类信托规模曾出现短暂受限的情况。

  而在2015-2016年期间,由于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地方政府融资市场火热,明股实债PPP、项目股权加回购、政府购买服务融资等创新手段纷纷出现,金融机构纷纷寻求业务机会。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4-2016年年底,政信合作业务余额分别为1.19万亿元、1.35万亿元、1.34万亿元,于2016年一季度达到峰值,为1.44万亿元,占比8.71%。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政信合作业务余额为1.38万亿元,占比5.67%,规模收缩明显。

  由于隐含政府信用在内,政信类信托项目被认为是安全性相对偏高的产品。而在财政部“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府兜底幻觉”、各地方省级政府纷纷表示“谁使用、谁偿还”、“绝不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政信信托在今后谋取转型破局势在必行。

  国投泰康信托研究报告显示,随着资金面持续紧张,我国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基建投资对非标融资需求也在提升。尽管受到重重政策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仍亟待满足。对信托公司而言,只要财政收支稳健、主体信用合适、项目现金流明确、增信手段可靠,政信领域仍有机会,2018年信托公司政信业务发展值得期待。

  不过,由于资金面持续偏紧,政信产品发行今后也将面临较大挑战。一方面,银行作为政信产品投资的主力,在多项政策约束下,银行用于投资信托产品的额度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资管新规对资管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未上市股权的“期限错配”做出了明确规范,提高了政信项目尤其是PPP项目等较长期限产品的发行难度。

  针对政信业务,国投泰康信托建议,信托公司应持续转型升级业务模式,适应地方政府融资规范。对于融资型项目,信托公司应当从融资主体和项目现金流的角度出发,关注项目本身质量和效益,提高风险判断能力,改变过去依赖政府出函、财政担保的风险控制模式。同时,信托公司应继续大力推进PPP、产业基金等投资型业务,延伸布局PPP资产证券化,占领政信业务的专业能力的制高点。

  云南通报四起地方政府违规信托举债

  光大兴陇信托回应通报项目为事务管理信托

  本报见习记者闫晶滢

  近期,云南省办公厅通报其辖区内四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情况,四起情况全部涉及信托融资,合计金额为13.8亿元。

  而《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该次通报中涉及的信托公司,包括国民信托、光大兴陇信托。

  其中,光大兴陇信托就此对《证券日报》记者回应称,被通报项目系公司办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项目,公司不承担主动管理责任,根据信托文件约定,由委托人进行尽职调查及风险评估,公司不承担可行性分析、尽调和评估责任,仅履行账户管理、清算分配等一般信托事务。

  2017年初,财政部严肃处理和通报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组织核查部分市县、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并发函多地省级政府建议依法问责处理,其中多起违规行为中存在信托身影。1月25日,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明晰债务主体,坚持“谁使用、谁偿还”,省政府不会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2017年“强监管”的旋律贯穿始终。除了来自直属监管部门的监督,财政部今年严查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行动,此前在政信业务中“踩红线”的信托公司,将面临莫大的经营压力。

  多家信托被通报

  1月中旬,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问责情况的通报》(云政办发〔2018〕1号),对辖区内四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违法违规为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信托等金融产品举债担保的情况进行通报,并对13名相关责任人予以党内警告、撤职等处分。

  据《通报》显示,此次云南省查证涉及为金融产品举债担保的情况共有4起,合计金额为13.8亿元。其中,明确“点名”信托公司的有两起,分别是保山市项目和宜良县项目。

  《通报》显示,“保山市违法违规出具承诺函,担保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国民信托通过信托方式融资50000万元”、“宜良县违规出具《宜良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宜良县人民政府提请审议金汇公司为主体进行融资的决议》,违规与金汇公司、光大兴陇信托共同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协议》,通过信托方式融资50000万元。”

  另外,在云南省对禄丰县及景东县两县的违规担保情况披露中,并未明确提及相关信托公司,仅在《通报》中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违规行为:禄丰县违规出具《禄丰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信托融资的议案的决定》,为禄丰水务开发投资公司发行信托金融产品提供担保,通过信托方式融资20000万元;景东县违规作出决议,同意通过信托方式融资18000万元,并承诺将此信托融资还款资金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相关信托计划公开推介信息查询,为上述两县相关融资主体提供信托融资的信托计划或为“金马467号”、“金马491号”两款政信信托产品,两信托计划均发行于2016年,根据项目推介材料及发行公告,与禄丰县及景东县两县募资数额及担保情况均一致。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上述4款项目部分推介材料及项目说明,其基本情况较为类似:资金用途大多用于补充融资公司流动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库项目等,公布的预期年收益率在7%-7.8%之间,属于典型的政信项目。而风控措施方面,部分推介材料明确表示存在政府出具的《债权债务三方确认函》、县人大将融资纳入财政预算的决议等文件。

  基于上述通报情况,《证券日报》记者向涉及信托公司求证。光大信托首先作出回应,称宜良项目系公司办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项目,公司不承担主动管理责任,根据信托文件约定,由委托人进行尽职调查及风险评估,公司不承担可行性分析、尽调和评估责任,仅履行账户管理、清算分配等一般信托事务。

  另外,光大信托就项目细节进行了解释:在该笔业务中,金汇公司将其对宜良县人民政府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为基础设立财产权信托;签署《债权债务确认协议》,旨在对应收账款债权进行明确,体现了信托公司的审慎经营,是信托公司开展财产权信托业务的惯例。《债权债务确认协议》是对政府存量债务的重组,并非对新发生债务的担保。此外,光大信托表示,从未收到过《宜良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宜良县人民政府提请审议金汇公司为主体进行融资的决议》,且公司在内部审批业务时也从未要求宜良县人民政府出具承诺函。

  截至发稿,记者尚未获得其他信托公司的回复。

  监管从严

  多地违规举债涉信托

  对于金融行业而言,2017年“强监管”的旋律贯穿始终。除了来自直属监管部门的监督,财政部今年严查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行动,也给此前业务不够合规的金融机构带来压力。

  2017年初,财政部严肃处理和通报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组织核查部分市县、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发函至10个省级政府和银监会、商务部等部门建议依法问责处理。

  2017年底,财政部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是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问题的成因之一。财政部表示,“有些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也不敢破产,存在财政兜底幻觉”,没有按照市场化原则严格评估政府背景项目风险,放松风险管控要求,大量违规提供融资。而在财政部严查地方政府违规担保的背景下,涉及的金融机构数量庞大,信托公司也不免涉及其中。

  从地方政府违规的方式看,存在出具承诺函、将债务还款直接纳入政府预算、通过信托违法违规融资或担保、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举债、与信托公司签订定期回购股权协议等方式。例如,江苏省8个设区市的15个县32个项目,涉及地方政府及部门通过信托或资管计划等方式违规担保;河南驻马店市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某信托公司申请1.78亿元信托贷款,由市财政局出具承诺函……多起违规事项中均有信托的参与。

  “信托的核心在于法律和制度安排,财政担保明显就是无效的,拿着无效的担保作为风险控制的底线和最后一根稻草,本身就是经营价值观的扭曲。”光大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指出,信托公司在开展基础设施信托业务时,应当看重的是项目的现金流,以及合作对手自身的经营性现金流。他表示,他所在公司此前已内部红头发文,发布了公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信托业务营销指引以及风险指引,严格按照财政部“50号”、“87号文”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业务。

  而从2017年信托业罚单来看,目前只有山东信托和国通信托因涉及地方违规担保的情况被监管处罚。

  “一方面,不同信托公司在地方违规举债中参与情况不同,应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例如,部分信托公司本身参与度不高、仅承担事务性管理责任、案发后甚至案发前积极退回承诺函、涉及项目提前结束,或许得到一定豁免,未遭遇监管的实质性处罚”,某信托观察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也有可能相关违法事实仍在调查阶段,相应处罚尚未作出或尚未披露。“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更多的话,那么今后信托业将迎来更多罚单。”

  近期,云南省办公厅通报其辖区内四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情况,四起情况全部涉及信托融资,合计金额为13.8亿元。光大兴陇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指出,信托公司在开展基础设施信托业务时,应当看重的是项目的现金流,以及合作对手自身的经营性现金流。“信托的核心在于法律和制度安排,财政担保明显就是无效的,拿着无效的担保作为风险控制的底线和最后一根稻草,本身就是经营价值观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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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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