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剑》的故事新编

　　以借古喻今的方式，戏谑与解构神话人物和历史传说，是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基调，但其中的《铸剑》却有着浓郁的悲剧氛围。这个深刻得让人窒息的故事，经波兰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大刀阔斧的“新编”而呈现出一派全新的气象。

　　《铸剑》剧照 李晏 摄

　　开场母子戏，让人感到的不是莫邪回忆丈夫被杀的义愤填膺和说服眉间尺为父报仇的语重心长，而是“复仇并非正义”的心声和担心失去儿子的惶恐；眉间尺知晓父仇前的优柔寡断和下定决心后的义无反顾，这样相对单一和稍显突兀的性格转变，扩展为母爱庇护下的纯真软弱，复仇路上“我是谁”的困惑懵懂，然后是情爱萌动时的缠绵悱恻，及至奉献头颅时的彷徨犹豫——这样更为丰富的心理与人生历程。

　　身披母亲所送青衣的四个演员依次将这样的成长经历诠释得更为具象，场面调度也更加多彩。而其中的女孩让尽享母爱温馨的眉间尺获得爱情的甘露，然后她的灵魂占据了眉间尺，使眉间尺果敢地奉上自己的人头——在舞台呈现上，则表现为女孩奉上人头。用不同的演员表现同一个角色的不同生命状态，是一种表现主义的舞台表演手段。如此编导，有一见钟情的美好和黯然销魂的诀别，有恋生畏死的人性真实和忠孝难以两全的激烈冲撞，可谓一举多得的神来之笔。

　　而楚王威风凛凛的出行阵势，变为尊上如大主教一般不可一世的演讲，及其君临天下的帝王气势；民众在黄盖大车前的纷纷跪倒，演变为一群青年整齐划一的行为和亦步亦趋的追随；眉间尺与百姓的琐碎绞缠也升级为与民众的拳脚相向。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然如旧。这样的封闭时空既是制度的，又是心理的；既是意识的，又是下意识的；既是意识形态，又是集体无意识。

　　这座未来的城市让人想起的不仅是历史深处的狂热和专断，还预示着一种被哲学家向往了上千年的“无差别境界”。它意味着只要时间允许，所有的人都将失去自己的身份，所有的生活都将变成平庸的复制品。而圆满的国王寂寞得就像被嵌进了岩石，也许唯有黑色人献上会唱歌的人头，才能打破他密不透风的内心黑暗和了无意趣的存在困境。

　　长发披肩的波兰老戏骨洛托茨基塑造的尊上，既腰挂长剑在幽暗王宫显露蛮横凶残的霸道手段，也一身银色衣装在公众面前宣扬冠冕堂皇的王道思想，其话语权力和权力话语集于一身的形象与白肤人群一次次舍生忘死冲击高处的场景，将个体的快意恩仇鲜明地提升为：对庞然大物的反抗和对正义的维护。当淳朴的眉间尺和决绝的黑色人引颈自刎的那一刻，我由远想到的是视死如归的精卫和英勇无畏的后羿那样的华夏初民，由近则是徐锡麟、秋瑾那样赴汤蹈火的江浙革命家。美国黑人华盛顿充满力量和尊严的肢体语言凸显了担当的高贵品质。

　　在原作核心情节和主要意旨的基础上，以极具现代感的话剧形式和谨严的叙事结构将鲁迅笔下古中国的传奇故事，提升为对个体命运和现代价值的呈现，已足见亚日那的深厚功力和广阔视野，但其真正超越之处在于女性视角与立场的介入和导引。史可扮演的母亲，无论是讲述夫仇时的谆谆教诲，还是儿子出发时的悉心嘱咐，抑或是眉间尺面对群氓时她的焦虑劝诫，以及警告他回避尊上刺眼光芒的忧心忡忡，其深沉的母爱与睿智的洞察中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灵魂。

　　女人作为人本意义上的灵物导引男人，这在史可的演绎中尽显无遗，而眉间尺最终以女子形态抛却头颅，又寄寓着男性主导的世界中女性的伟大。刚刚还像樱花一样温柔，转眼就如火山般炽烈，其心胸气概与黑色人可谓肝胆相照。只是男女程式化的转变将那样的刚烈意味减弱许多。

　　这部女人并非男性英雄陪衬的话剧，开头是母亲对儿子的关切与期望，中间是恋人的哀婉与激越，结尾则是妻子的悲伤与悲悯。将王后辨认王头的简单细节丰富为独立的一幕，是亚日那又一绝妙的想象和联想。后捧着王滚烫的颅骨想起他鲜活时的冰冷，又忆起二人初识时王的柔情，我们似乎可以从匍匐在他脚下的顺民和奋起反抗的暴民中找到他如此巨变的原因。

　　小说前三节为父复仇的主调中是街市上时隐时现的看客副调，直至第四节副调变成主调，三头合葬的大出丧和义民们忠愤的眼泪，让复仇的崇高和暴政的无道全都消解于百姓的“狂欢”中。相比这样虚无的结局，亚日那向人们指明如何冲破这暴力而封闭的文化空间，如何摆脱这周而复始的平面循环：停止想象那亮得耀眼的“白房间”（好像比鲁迅冲破“铁屋子”的方式更为有效），如此才能走出精神和心理的沼泽地。

　　四个“眉间尺”束缚褪尽、自由奔跑的落幕场面，呈现了这样的愿景，同时与第二幕中女孩的独白遥相呼应：“生命不是直线前进，然后突然停止。而是在每一次重生之后，会以不同的形态再次出现。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样的主旨与眉间尺和黑色人死后破“茧”而出的场面相映成趣，更与死后的尊上澡“雪”重生的行为异曲同工。在史可的画外音和上帝般的视角中，以谋杀来伸张正义的眉间尺和黑色人，与暴虐专制的大王一样，都是需要自我救赎的罪人，也都有涅槃重生的希望。（“三个人，同一个DNA”）

　　叙事维度的提升，导致整个故事全然改观，而占比很大的“身体”语言与以“行动”为主的“复仇”基调相一致，既暗合“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心态，又映射词与物脱落、心与声断裂的现实，同时还有逾越文化藩篱和挣脱权力空间的优势。当然形体动作带来的概念性单调以及能否准确地表情达意的危险也在其中。

　　如梦如幻的光影，绵远幽深的古琴，怪诞蛮横的至尊王上，闪闪发亮的天外来客，恍惚间有东方世界的辽远，又有未来时空的魔幻，与原作诡谲瑰丽的意象和阴森鬼魅的气氛相映生辉。

　　这部话剧有埃斯库罗斯火一般的英雄主义激情，如复仇的悲壮；有欧里庇得斯水一般的人道主义情怀，如母性的慈悲；但其索福克勒斯式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则呈现得不够鲜明。深得父王疼爱的哈姆雷特面对仇敌尚且不无犹豫，那么作为遗腹子的眉间尺则更有理由在爱的权利和生存权利面前体现他承担复仇义务时的痛苦。该剧的架构没能使得眉间尺的性格有足够的展开空间，而相对仓促的舞台时间又没能展现其繁复的精神和细腻的心理。这是一个遗憾。（冯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