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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折磨经纬系的人,我等着收拾

2016-6-13 20:4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71| 评论: 0

  述/张颖

  文/经纬创投

  编辑/梁园园

  本文由善缘街0号编辑,转载请注明来源善缘街0号(ID:zhumengtrip)

  这应该是张颖从未有过的一次完整自白了吧。

  13岁移民美国,大学时原本学生化的他受同学父亲的刺激,对商业世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如愿进入投行拿着百万美元的薪水,却在一年圣诞节前失业。在那一周内,他投了四千份简历,发给投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2003年,张颖被当时的东家派回国,他投资了分众、3G门户、爱康国宾,这三家公司陆续上市。但他自己总结说:完全是狗屎运。“我觉得那个时候,狗屎运跟个人能力有可能是九和一的关系,当时投资机构也少,我们运气也比较好。”

  到今天为止,张颖的心里还有两个单子:一个是当年曾回复他邮件的人,“只要有那么一天,我就会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他们。”

  而对于另一个名单,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对记仇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逻辑,五年、十年、十五年我也记得,总有一天碰到他们擦边经纬系边界之时,我会再去收拾他们。后者基本上是不靠谱的投资同行,之前系统性折磨经纬系的创业者,反悔过好几次的,这种人我等着收拾他们。”

  以下为张颖在长江创创社区分享会上的演讲实录:

  我今天很诚实地分享我人生中被动和主动的选择。

  

  朋友的父亲是亿万富翁

  从我的第一天开始说起,我1973年在上海出生。但我从来没有在上海住过,所以我也不会说上海话。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生下来就跟母亲去了山东泰安,她清华毕业后去了泰安制药厂,我父亲在新疆兵团做军医。

  所以我生命中最初的六年,他们是分居的。后来因为出身、分配的问题,我们全家想办法搬到了安徽马鞍山。在那里,父亲做医生、母亲做老师,大概到十三岁的时候我们移民到了美国。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老外,从思维逻辑、写东西的流畅性,再到阅读,基本上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其实我中文还是比较差的,这几年在中国适应得还可以。我觉得接地气这方面,我比美国回来的那些人要好很多吧。

  我在美国读的初三、高中、大学,从大二开始开始做癌症研究、在医院实习,毕业之后又做了三年有薪水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所以说我还是理科出身,思考逻辑比较严谨。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里——很小的试管,每天提炼细胞、抽血、提血、提炼DNA,做软件帮助大数据的分析,当初我的学科是生化跟数据分析的连接。

  我是蛮喜欢这份经历的,但当初总觉得自己应该向商业靠拢。起因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父亲是美籍菲律宾华裔的首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类似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我同学的父亲创造了几家公司,所以通过他,我很早接触到他创业的节奏和生活方式,他后来自己也做过一段投资人。

  他做的事情深深地刺激了我跟我的朋友。美国的教育模式是穷养,我的朋友父亲虽然是亿万富翁,但我朋友自己也很穷,开个破车。我们当过一段时间室友,从上班到下班,每天呆在一起——彼此交流很多。

  那个时候很年轻,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这些多多少少,从商业上,创业上、乃至投资上,综合下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后来去选硕士专业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有商业性质的硕士学位——西北大学的生物科技和商学硕士学位,一半是生化、一半是商业。有很多的医学院,我申请过了,但最后没有选。

  在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了精英学府,因为之前在马鞍山读的小学、初中,去旧金山的高中,再到大学,都是二流到三流之间。高中我读的是林肯高中,是我们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每天每时打架,墨西哥人打华裔,华人打华裔,越南人打黑人。越南人非常团结,三五个越南人把黑人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这是一个大炼炉,ABC不喜欢台湾人,台湾人不喜欢香港人,香港人不喜欢上海人,所有人都讨厌除上海外的大陆人。

  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端,每天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又不太会打架,所以要跟人家交流——我跟黑人是好朋友,西班牙人好朋友,越南人好朋友,没有人动我;有时候考试帮帮他们,因为我数学比较好,英文一样的差。

  那个时间点现在回看,我是在融入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人交流——善意是互通的,我对这个感触很深。比如我现在骑摩托车,在非洲呆过一个多月;在尼泊尔,在阿根廷、智利,乃至澳大利亚沙漠腹地……我去过很多很危险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经历都加深了我少年时代的判断,那便是善意是互通的,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有的话,数量也是凤毛麟角。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成长大概都会有七到十个十字路口,在每个十字路口你基本上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做错了选择,走了岔路,你只要能快速地发现,能回来,大概就还能往你想的生活跟工作的方向发展;如果你十个路口连走错三四个,就会越走越偏。

  我现在看我五到十个重大的十字路口,大概超过百分之六十是被动选择:

  我父母选择去美国,不是我的决策;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他们硬逼着我回来北京,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好,又是一个被动的决策。所以到今天为止有经纬这样的平台,我自己觉得是七三之分,百分之七十是狗屎运,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动选择或者能力。这是实话,就是七三。

  进入西北大学最好的部分,是有优质的大公司来校招。因此我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最后被花旗收购了,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大概二三十年前,他们在行业里是呼风唤雨的,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在那边做了两年。

  

  失业后疯投4000份简历

  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我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我记得当时加起来是百万年薪,一个案子没有做。其实这一点都不吃惊,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投资的最高点,他们在最高点进;在最低点,应该投资的时候,他们解散了团队。

  那个时候,我记得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遇到失业。当然他给了我们很好的“遣散费”,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沮丧。我是一个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了解的一个人。我在一周的时间内,投了四千份简历,全部一样的内容,有时候会改一些,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还有一个单子:当初我发的陌生邮件谁回复我,这里面如果有任何人现在来找经纬系帮忙就十倍的回报,这发生过几次。大多数公司高管或基金合伙人不回求职邮件的,但也有几个人回复,我深深地记得他们是谁。我就等着,有可能要等上五年、十年、十五年,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但只要发生的那一天,我就会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他们。当然我对记仇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逻辑,五年、十年、十五年我也记得,总有一天碰到他们擦边经纬系边界之时,我会再去收拾他们。后者基本上是不靠谱的投资同行,之前系统性折磨经纬系的创业者,反悔过好几次的,这种人我等着收拾他们。

  回到找工作这个主线:四千份简历,我想我只要一份工作。当初我的主线,就是看看咨询公司、投资公司有没有可能,反正有任何人能给我份工作我都会考虑,或者在大公司做战略投资。

  最后找到的那家公司叫美商中经合,地址正是在我老东家荷兰银行的马路对面,旧金山101街道的最末端。我就过去中经合,正好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也是启蒙老师刘宇环就在办公室。他跟我聊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份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因为北京办公室比较混乱,他们就想派一个信任的投资经理回国,把这个桥梁弄得更好一点——就把我给“架着”回去了。

  逼我回去的那个人是我们中经合的CFO,后来她变成经纬的CFO。她也是我的恩人,是她当初逼我回中国。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尽早回国;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创业头脑的人,做得离创业最近的也不过是在高中卖过一些笔,赚了一点点钱。

  我说你真要让我回去,能不能把办公室给我留一年。当时她说好,结果我走了两个礼拜,办公室就给别人了。呵呵。

  

  回国第一投分众上市,纯狗屎运

  我是2003年7月回来,12月就投了分众,完全是狗屎运。我看到一个电梯里的广告,我知道国外有这样的模式。我跟左凌烨,也是现在经纬最重要的合伙人之一,一起找到江南春。当时这个案子,完全没有深思,就是碰到运气投了,然后上市;之后一步一步,又投了3G门户、爱康国宾,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觉得那个时候,狗屎运跟个人能力有可能是九和一的关系,当时投资机构也少,我们运气也比较好。

  快进到大概2007年,我和邵亦波、徐传陞、左凌烨、万浩基他们一起做了经纬。2008年经纬创立,截至目前,我们大概管理超过155亿人民币左右资金,我们主要做早期投资;投资了超过320家公司,每年大概投80多家左右——风格比较凶悍,不管是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思考怎么样,我们一直投得比较猛。

  哪怕2014年10月份,我们说会有一定的泡沫,那个时候我想提醒我们公司早一点融资、早一点准备过冬、早一点把行业的竞争对手灭掉。别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觉得我张颖阴谋论,觉得我要把价格压下来,我们再借此投资,这些话我也都听到过。但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市场高看我了,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有那么大的能耐,能说市场低潮就瞬间把市场变成低潮。也不会因为我发了这个给我们自己投资公司创始人的信,新的创业者来见我,就主动把估值降低了……但这个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所以现在我说话也比较小心了,我不想一个好的出发点,最后因为过度解读的关系,而变质。

  但其实,我今天我想想,我一般说得罪的,都是投资行业里不靠谱的同行。这点我想的非常清楚,我们最后成功失败,跟任何同行都没关系,我们是吃早期投资这口饭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行事,你怎么不喜欢我、怎么想围剿我、怎么想刁难我都没关系,我们会永远靠自己。

  我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评价和挑剔任何的创业者,哪怕我们投资后亏钱血本无归的。亏的公司,里面有一些是有深思考的创始人,再次创业我们会再支持;如果有一些实在支持不了的,我们在外面也不会说他坏话,咽下去。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买卖,当初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会花一丝时间帮“扶不起”的人

  回到经纬,我们现在每年大概投80家公司。加上再融资,有些公司一年融2轮、3轮,像今年有6、7家一年融了3轮、如果你把这些算起来,每年大概会有快300次的资本运作。在这里面独角兽公司,知名公司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说说我们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我们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大概很少有投资机构员工比我们多。我们有将近100个人,有30多号人是在投后管理,还有40多个人是在投资。

  投资团队有8个垂直小组,我们投资的同事都是比较专注的,每个人关注1.5个行业——1个主行业,再加上0.5个他们感兴趣的行业;一般1个或者2个合伙人带大概3、4个人。

  我说说哪8个小组:交易平台、企业服务、互联网金融、大文化、移动医疗、智能硬件我们现在归成新技术、O2O、社交社区。新技术方面,我们想寻找平台,或者是产业链相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O2O远远没有结束,现在垂直小组也在系统性地回访所有优秀公司,看看能不能加码。O2O里面未来一定会有很优秀的公司,年收入几个亿、利润几千万都有可能,O2O领域我们投了滴滴快的、饿了么、e袋洗、e代驾、租租车,垂直的比如小马管家、有福妈妈等等。

  我们第二个特点是投后管理。可能很多VC都会说我们也有,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就是做得比他们好三倍。任何时间,不管是经纬主投或跟投;是否是最大哪怕最小的股东,我们的被投公司出事情,第一时间都会找我们帮忙。正因为我们是很给力的,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我们。

  我们给被投公司帮忙,永远的金线原则就是只帮忙、不添乱。所有的帮忙要他们主动提,我再来判断应不应该帮。因为我有320家公司,每家公司如果都是这么帮是帮不过来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投后管理小组,花一丝时间帮扶不起的人。只要这个创始人不珍惜、不给力、不重视,我们就会全体消失。

  我们已经做到了该做的,这条船已经离开了码头。最后是帮我们赚很多钱还是中间沉掉,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干预的能力,也不应该干预。所以如果我们想清楚了这公司基本上没戏,我是不会把这样重大的资源去帮助这样子的公司。听起来有点冷血,但是只有这样子才能激励我们投资管理同事拼命去工作,而且比较快乐的、有成就感地去工作。

  我有一个自己深深深认可的理论:

  如果要把一个公司做好,你们可以让同事有非常民主的讨论过程,你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但是最后的重大决策自己拍,你要有勇气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个重大决策,一个人做这个决策。“说服”不了的,就靠“征服”

  我一般跟创业团队打交道,我只跟我认为最重要的、股份占比最多的那个创始人聊。很多同行认为最需要聊的东西,认真地再去思考一下,本质上最重要的是创始人,一个有欲望、有激情、有本领的创始人,他能解决99%的问题,团队他解决,公司的运作他解决,碰到危机他解决。所以没有必要跟太多的人去聊,太多的信息,太多其他团队沟通反而会让我做出比较被动跟短视的决策,我是这样的风格。

  有些投资人希望跟创业者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在我这边你跟我聊一个小时,高质量的一个小时已经很难得了。公司的经营数据,未必需要当面聊很多,这点我的投资团队会反馈数据给我。我关心更多的是产品战略之外的东西,感性上对创始人的判断往往是更重要的一点

  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经纬还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我也有非常大的欲望跟激情去做得更好。但是这段时间竞争越来越残酷,对我们挑战还是很大的。我永远是在自信跟自卑、焦虑之间在切换,这是一个非常细的一条线.我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不住下一个百度、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一小撮伟大的公司,N多年之后,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基金一定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我就觉得会非常非常的窝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

  很开心,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最初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是个七三的概率,就是百分之七十老天爷给我的恩惠,百分之三十我自己做出的一些正确的决策。其中有个决策我觉得我想说一下,是我主动的决策。在2003年投完分众之后,许多投资机构都用非常好的条件挖我,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没有去,我到今天也不太能明确地说自己为什么最后做出了不去的理由,也许是等一个自己平台的机会。这样下意识的主动给决策,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走错一个或两个路口,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头;但当你连续走错三个路口,就会再也回不去最初衷的主干道。

  这又说回到一开始说的十字路口,很多人现在这种十字路口,你只能回头才能判断是对还是错,但是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管是下意识的还是老天爷的安排,还是自己的抉择,不能三个十字路口都走错,要不然就完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工作如此、对生活如此、对人生也是这样子。

  到今天,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正确的价值观跟正确的待人处事极其重要,我越来越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优点。

  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基金,但是你赚了很多钱,投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中国的创业者对你是无比的容忍的,你做坏人也没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但你投资的业绩又非常糟糕,你也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又要有卓越的投资业绩,同时要在这里面做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天下无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善缘街0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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