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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张艺谋”扼杀“张艺谋”

2014-5-21 08:45| 发布者: 闷倒驴| 查看: 508| 评论: 0

 

  知乎里有一个著名的问答:“张艺谋与李安曾经同样优秀,他们现在的差距是否是制度造成的?”获得最多赞同的那个答案是:“永远记住一件事,李安是编剧出身……电影导演,是‘说故事的人’。”


  张艺谋本人公开承认过自己的编故事才能有限:“我自己也不是擅长写剧本的人。”然而他不得不把十分之七的精力耗在剧本上,2010年《山楂树之恋》上映时,张艺谋无奈地说:“我还没有拍出我最满意的电影,总是摩拳擦掌希望有一个好运气,碰到一个好剧本,让我十分之九的力量放在导演工作上。”


  此后在《金陵十三钗》和《归来》上映时,张艺谋一再说,文学凋敝好故事难寻,现在他甚至要像淘宝秒杀一样争夺小说的改编权:“这次《归来》原著也是,幸好下手得快,不然就没了。”


  文学荒漠,剧本危机


  张艺谋电影事业的起步几乎全部和文学相关,他担任摄影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演员处女作《老井》、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全部改编自文学作品。改小说曾经是拍电影最顺手的事情,在文学昌盛得几乎不正常的八九十年代,张艺谋阅读涉猎极广,时刻捕捉着可用的素材。他的老朋友、合作编剧王斌回忆,在《活着》后期剪辑时,张艺谋仍坚持睡前阅读,会冷不丁拿出一本杂志,让王斌看某部小说:“你看看,能改电影吗?”


  那几年他的素材来源足够充沛,莫言、苏童、余华、毕飞宇皆为其所用。到了90年代后半期,某种捉襟见肘已经出现,《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电影的原作小说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而张艺谋拿到作品之后进行的都是改头换面的大手术,只截取一小段故事,或仅仅是一个意象,如《我的父亲母亲》。


  这样到了世纪之交,张艺谋不得不采取一个新策略:自己攒故事。张艺谋称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有此情结,《我的父亲母亲》筹备期间他已经开始正式要求王斌看金庸古龙补课。在反复尝试改编已有小说而失败的情况下,张艺谋决定另起炉灶自己编故事。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让王斌心里都直打鼓:“我跟艺谋合作这么多年,所有的本子都是有一个原著小说,尽管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但毕竟有个原著。这次要求我们另起炉灶,当时我跟李冯(另一位编剧)也查各种资料,看各种碟,找各种想法。”


  众所周知的是,《英雄》在开启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同时,也开启了“吐槽观影为烂片贡献票房”的中国特色。《英雄》之后,张艺谋接连挂名编剧做了两个原创剧本《十面埋伏》和《千里走单骑》,此后回归小说改编,再也不做原创。改编经典(《雷雨》《三枪拍案惊奇》)、网络小说(《山楂树之恋》)都试过,最终回到了当代文学新作的改编,和张艺谋合作多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向他推荐了两部严歌苓作品《金陵十三钗》和《陆犯焉识》。


  “大部分导演都是要改编作品。因为导演和写东西的,是两个范畴,当然有些天才可以合二为一,但我并不是这样的天才。中国那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了第五代,直到今天,我的习惯也是从文学中找剧本,实在找不到自己就瞎编一些,也编得不太好。我老开玩笑说我是个三流编剧,习惯用镜头去讲故事。”关于编剧,张艺谋如是自陈。


  这不算谦虚话。有张艺谋自己挂名编剧的电影多被划入“烂片”阵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从《活着》时代起,张艺谋就在不断为剧本贡献关键创意,是他给余华定出了改编方向:不能让灾难都发生在一个男主角身上、要让女主角走到故事最后、去掉作家采风的叙事视角。


  “很多剧本他只是不署名,”周晓枫告诉本刊,“有故事基础,他翻花儿会特别漂亮。他比别人想象力多,情节来得也快。但如果说故事基础薄弱的话,他不是那种能平地起雷的编剧。”这和王斌的结论相似:“张艺谋是这样一个人:你如果有个好点子,他能够在这个点上迅速起跳,他跳得一定比你高,一把就抓住最实质的东西加以发挥。”


  王家卫的同类


  这种漂亮的起跳需要站在莫言和余华们的肩膀上。没有理想文本作为剧本基础的情况下,张艺谋编故事的工作方式,强度惊人。


  《一个都不能少》的原作者和编剧施祥生为了给张艺谋写剧本曾经几次病倒。当初张艺谋从文学期刊上看到他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坚持让他亲自执笔写剧本。施祥生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常常走路气喘,为了知遇之恩,仍然跟学校请了假,闭门在家写。哪料张艺谋不断把剧本打回修改,为了小细节都可以跟施祥生打一个小时电话。施祥生几次病倒,“让妻子请来医生,一边挂吊瓶一边修改稿子,床头放着救心丸,随时预防不测”,如此方才完成这部“血汗之作”。


  编剧李冯则在《英雄》上映时说,张艺谋之前的工作方式是“谈完一段直接写稿,重复十几稿的情况都有”。他建议改成讨论阶段可以先写提纲,被张艺谋采纳了,团队工作强度才降下来。即便如此,编剧们还是需要对“推倒重来”这件事做好充分准备:“推倒了我就新写一遍,能使这个电影越改越好,我如果怕烦,岂不太不敬业了?”


  极尽苛刻的、反复对剧本的打磨,周晓枫的感受更深。从她给张艺谋推荐《金陵十三钗》到电影最终上映,历时五年。在她眼里张艺谋已经属于另一种人类:“他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从下午两点一直工作到夜间两点,分秒不休。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只有这位是变形金刚。”张艺谋改剧本,需要助手立刻打字速记,用投影仪显示。不熟悉这项业务的新助手会累得在半夜两点的熬夜工作中直接从办公椅上摔下来。


  张艺谋还热衷于开“神仙会”,找各方人士提意见,“专家”名单极为广泛,《山楂树之恋》的讨论会还邀请过网络红人“肉唐僧”。这样下来,关于电影所搜集到的信息和思想碎片,如山如海。


  张艺谋对剧本的打磨让以“慢工出细活”而闻名的王家卫都把他归为同类。邹静之写《一代宗师》前后耗时四年,王家卫知道邹静之也在给张艺谋写《归来》,问他写了多久,邹答两年。王家卫说:“你碰上我们这种人算倒了霉了。”


  有钱专当没钱拍


  张艺谋广泛征集方案、全员不停讨论剧本的工作风格在《归来》这个项目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陆犯焉识》的改编难度很明显,时间跨度长,内容繁复,还有反右和文革内容。严歌苓在写作时打定主意做一部“抗拍性的小说”。但张艺谋看完初稿就表示想拍。


  “买下版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冲着后20页买的。”张艺谋这样告诉媒体,因为他知道前面的“都拍不了”。中间几度偏离了最后20页的剧情,最后张艺谋还是把核心故事拉到回家失忆这一段。原著党们愤愤于张氏把“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的复杂人生简单化处理,倒张派则顺理成章地指责《归来》因不直接展现苦难而显得廉价。


  但张艺谋团队认为现在的处理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已经试遍了所有方案。邹静之写过一个陆焉识逃亡的故事,文学策划们尝试让丹丹一直在家照顾妈妈,他们也曾经把那个隐隐的恶人“方师傅”具象化,给他身份和来龙去脉,但这些设计终被舍弃。原著中陆焉识经过的繁华和风浪,冯婉喻(电影中改名为冯婉瑜)对丈夫百转千回的爱,前尘旧事,皆按下不表。


  周晓枫把这种叙事哲学概括为“冰山”,她认为展现出来的故事是冰山上的一点点,观众可以根据这些想象水面下的巨大内容,这是艺术的留白。张艺谋本人则说:“把那么厚的一本书前头沉淀的东西,点点滴滴,要在这后20页的故事中,渗透开来,这是最难的。我们选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来改编。”


  李安在看完《归来》之后就立刻发现了张艺谋对过去的回避。那些鲜艳的黄色、金色,人海战术的气势恢宏和仪式感不复存在,《归来》的色调是清淡的,叙事是朴实的。在纽约大学那场对谈,李安给张艺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平实的拍摄,你的心境是怎么样?”张艺谋大方说自己现在像早期的李安,工作时会参考李安:“我现在属于有钱专门当没钱拍。还是觉得这个故事本身需要娓娓道来……我是拍《红高粱》过来的,所以对我来说是跟自己走反面,要特别能沉住气。其实我常常还想到李安,拍的时候我会想,这样做行吗?我就会想,你看李安的过去,他的类型都是这样的。”


  张艺谋仍然使用过去的拍摄团队,摄影们能够驾轻就熟地建议他使用极致渲染的炫技方法,但是张艺谋主动压制着这个倾向。“我要对自己擅长的东西进行相当的压制。很痛苦的,你擅长的东西有时候是一种本能……我一直喜欢浓郁的东西,实际上要走反。”张艺谋说。


  第五代叙事通病


  尽管类型发展得不完备,但最近三年内,中小成本的国产电影一直在创造票房奇迹,这至少让国人开始认识到故事精准和类型明晰的巨大作用。票房黑马们总结类型片的经验,也是第五代找教训的契机,张艺谋和陈凯歌对故事不尽如人意的展示能力因此成了某种全民共?识。


  知名编剧芦苇为张艺谋电影的故事关系不顺畅所下的诊断广为流传:“价值观出了问题,暧昧不清,让人疑虑重重。” 《山楂树之恋》是“淡而无味,胶片拍的爱情电视剧,感觉不到电影的分量”,《金陵十三钗》则“技术一流,艺术二流,乍看尚可,不能细究”。


  相比芦苇的价值观号脉,职业类型片编剧周立军觉得从技术上来理解张艺谋的编剧之误亦有意义。他认为张艺谋编织故事的总体思路有问题。例如张艺谋曾经告诉媒体,因为看《金陵十三钗》的小说脑补了一个画面而有了灵感:从教堂的彩色玻璃看下去,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走入教堂,“这个感觉很独特,我为这种独特性而激动,想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但作为编剧,周立军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他是从摄影师的角度进入这个电影的,而不是从故事角度进入的。色彩布光本该是为故事服务的,但他反过来了。”恰恰是因为如此,剧中妓女们逃难时袒胸露乳、梳妆打扮,从不伪装自己,仿佛一点不惧怕被日本人发现一般:“观众不一定像编剧一样觉出哪里不合逻辑,但是整体上他们会感觉不对劲。”但在《金陵十三钗》的拍摄纪录片中,拍摄者还专门用了一集称赞张艺谋为了美丽的彩色玻璃折腾了全组人若干次以精益求精。


  先确定其他元素再倒退回去补个故事,这种思路在张艺谋电影中并不是孤例。张艺谋曾经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筹备了两年,因为先定下了要让高仓健到中国演电影,但没有一个合适的故事能解决“日本老人独自来中国”这个情境的合理性。最终邹静之能给这件事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从多个编剧中胜出。即便是《活着》,张艺谋最早确定的也是一个画面:福贵平静豁达地牵着老黄牛远去。


  张艺谋磨剧本的方式,在周立军眼中也有其问题:“可以在剧本动笔前跟编剧开会、讨论,提要求,但剧本创作还应该是编剧私人的事情,要让他孤独起来沉淀,只有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逻辑完成叙事,故事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自洽。剧本改五稿以上,编剧就废了。”周立军一直佩服《活着》的细密功力:“无一处是闲笔,每个线索在后续剧情或主题上都有呼应,行内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专业编剧芦苇在其中的作用。”与此形成的鲜明对比是制作精良的《金陵十三钗》,常有线索布置得不完备,出现一下就不再有后话。


  “说实话,第五代里谁会讲故事?”多次撰文批评张艺谋电影的解玺璋说:“他们在电影学院里受教育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影界在追捧巴赞和克拉考尔,认为讲好一个故事就是浅薄。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猎场札撒》,上来都不是讲故事的。但不讲故事未必没有好电影,看他们的发挥。”


  张艺谋当然知道外界对自己部分作品的评价。和陈凯歌的馒头无耻论、冯小刚的微博大爆发相比,他对评论的包容度更高。解玺璋几乎批评了张艺谋每一部表现不佳的作品,“暴发户”、“在商业里沉沦”、“将社会历史庸俗化”一类的狠话全都说过,但当解玺璋将影评文字结集出版时,张艺谋欣然为他作了序,称:“他说真话、说实话,始终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执著不懈,掷地有声,保护着评论的高质量,使我对这位陌生的老朋友保持着由衷的尊重和敬意。”


  不发飙不代表不憋一口劲。在作家吴天明的追悼会上,张艺谋说:“他(吴天明)就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都知道,他那个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拍《归来》的时候就一直想着等片子拍好了让吴天明看一看。”


  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是,批评过张艺谋的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在每一次有张艺谋新作的时候翘首以盼等待奇迹。这一次也不例外。周立军说,编剧同行们都在等着看拍《归来》的成色,希望它会好:“看张艺谋能走到哪一步,同题材的电影就能知道自己近期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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